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在“两会”议案媒体见面会上公布了他对今年“两会”的三份议案。这三份议案分别围绕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大力发展“新零售”激发实体经济新动能以及抓住“一带一路”历史机遇，有效推动中国科技企业出海展开。
 

全国人大代表、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
 

　　雷军表示，人工智能技术是21世纪最前沿的技术之一。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突破必将带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导下，通过科技创新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发展经济是必由之路。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处于世界前列，在某些方面甚至引领了技术趋势和发展方向。

 

　　“随着计算能力的增强以及深度学习等机器学习技术的突破，基于目前日积月累的海量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大发展迎来了重要的历史机遇。自科学家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到现在的60年里，人工智能研究起起伏伏，不温不火。但在2016年3月，人工智能AlphaGo战胜世界围棋高手李世石，开创了人工智能的新纪元。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蓬勃发展，预计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到2018年超过2000亿美元。国际著名市场调查公司埃森哲提出：到2035年，人工智能将帮助美国、日本等国家生产率提高40%左右。可想而知，人工智能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已毋庸置疑。我认为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到来。”雷军说。

 

　　人工智能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被应用。

 

　　在互联网时代，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越来越普及，数字鸿沟越来越小，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了信息社会。人们所处的信息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雷军说，我们国家也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2015年7月人工智能在《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2016年3月“人工智能”一词首次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 2016年5月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下发《“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这些文件为我国人工智能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人工智能的超前布局提供了方案，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正是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的结果。

 

　　“但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也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体制机制的束缚、缺乏国家级专项规划、人才匮乏、核心技术及核心元器件仍受制于人、政府大数据开放力度不够等等。”雷军指出，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所处的信息环境和发展目标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对产业的推动力、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力、对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力无疑将是非常深刻的。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建议我们国家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促进人工智能大发展。主要建议内容如下：

 

　　一是在国家层面进行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与专项规划。充分考虑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特性，统筹协调科研、资金、产业等资源要素，超前布局人工智能前沿研究方向，强化政策落地措施，为我国迈向人工智能新时代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和核心技术突破。引导调集社会资源，加大长期持续投资力度，大力支持科研人员在人工智能未知领域的探究；弘扬勇于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精神，鼓励科研人员敢于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上坐“冷板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科研人才、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更好地把握国家对人工智能研发人才的需求，积极引进世界顶级人工智能专家学者及领军人物，加大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强人才梯次队伍建设；加强人工智能的宣传与普及教育，尤其是从中小学抓起，培养学生们的人工智能意识，掀起人民群众学习人工智能的新浪潮。

 

　　四是积极建立人工智能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体。考虑到人工智能跨部门跨领域跨学科的特点，积极整合产学研资源，努力开放政府大数据，大力促进产学研联合创新和软硬件结合一体化创新。加强人工智能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建立人工智能可共享的集成测试平台和研发平台，发挥协同创新的最大效用。

 

　　五是大力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化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极其广泛，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能促进产业发展，产业的强劲增长需求又可以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活力，人工智能技术的演变和产业的发展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为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新引擎。

 

　　“我非常看好人工智能，小米在去年年初设立了探索实验室，未来半年将有重要产品发布。”雷军现场透露，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关键节点，很快就会爆发。人工智能是未来十年最重要的技术革命，未来几乎所有的技术公司都会是人工智能公司。因此我建议把人工智能列入国家战略。

 

　　关于大力发展“新零售”，激发实体经济新动能方面，雷军表示，实体零售业对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实体商品销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0%左右，创造了第三产业近1/10的增加值、近1/5的就业。然而，受到各种方面的影响，实体零售主要指标不容乐观，从2012年到2015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增速从10.8%跌落到负0.1%。不少百货店、超市等零售企业甚至出现频繁关店的现象。为促其转型升级，国务院办公厅在2016年底出台了《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这充分体现了国务院对实体零售的关注和支持，也有利于增强企业的信心和决心。

 

　　从长期来看，实体零售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毋庸置疑。在当下社会消费升级的趋势之下，消费者对消费过程体验和对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对成本和效率也同样看重。将电商模式的成本和效率优势与实体零售的服务和体验相结合，创新零售业态，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

 

　　“通过小米自身的实践，我们印证了这种新零售模式是可行、高效的。”雷军说，2016年3月，基于对“互联网+实体经济”的长期探索，小米率先开始实践“新零售”模式。所谓“新零售”，是指通过线上线下互动融合的运营方式，将电商的经验和优势发挥到实体零售中，改善购物体验，提升流通效率，将质高价优、货真价实的产品卖到消费者手里，以此实现消费升级的创新零售模式。而“新零售”的实现，并不是简单地将互联网和实体的零售渠道相融合，还包含了研发设计环节的创新、生产制造环节的优化、供应链的改造、基于大数据能力的消费需求分析等。所以说，“新零售”不是口号，而是当下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零售模式创新，是传统零售与电子商务竞合的必然结果，是融合消费的升级版。

 

　　首先，“新零售”必然促进消费拉动。以小米之家、小米专卖店为代表的小米实体零售体系，复用小米电商的成本和效率优势，并辅以大数据风控、大数据选址等科技手段，使实体零售达到与电商销售同等的运营效率，从而降低消费者的决策成本，提升消费与供给的匹配程度，促进消费者理性消费、放心消费，并带动二次消费。

 

　　其次，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上讲，这一新型零售业态出现将带来流通效率的变革。实体零售由于获得电商的成本和效率优势，进而促进实体经济流通领域的效率提升，帮助实体经济实现“去产能、去库存”的目标，使中国制造进一步做到质高价优、货真价实。

 

　　据此，雷军建议，第一，简政放权与减政放权并重，为“新零售”提供效率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效果正在显现。但据相关调研和统计，目前各级政府在简政放权过程中存在审批事项和权限取消或下放不彻底，简化减少多为非核心权力和流程。比如实体零售在各地开店、证照办理上，包含安全审批、营业执照办理、刻章备案、银行开户、税务登记等在内的环节共需要30余项文件，存在一省一政策、一市一规章、一区一流程、一店一执行等重复工作的普遍现象，对企业造成效率降低、成本增加的不利影响。

 

　　建议加强简政放权落实情况的调研，在简政放权基础上减政放权，对具有规模连锁零售企业进行统一集中的主体管理；加强互联网技术在零售审批体系内的应用，用信息化打破区域割裂，形成数据信息共享，提升“新零售”业态的管理和服务效率。

 

　　第二，加大农村市场扶持力度，通过“新零售”实现“消费扶贫”。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农村网络零售额8945.4亿元，约占全国网络零售额的17.4%，全年农村网络零售额季度环比增速均高于城市。然而，仍以实体零售为主要购买渠道的农村，商品流通周转成本高于城市，商品可选类别少于城市等核心问题亟待解决；同时存在农村地区电商覆盖率低、农民消费行为受信息不对称影响严重，农民为过高的流通成本买单，为信息不对称买单等现象，事实上造成了高消费等问题。

 

　　建议抓住农村消费升级最佳发展机遇，鼓励农村地区“新零售”模式创新与发展，进一步降低农村消费的流通成本，丰富农村零售商品供应品类，鼓励有为青年返乡创业，引导“新零售”业态在农村地区扎根和推广，真正挖掘广大农村的消费需求潜力，真正实现农村消费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迈进。

 

　　第三，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为“新零售”创造宽松环境。我国长期致力于结构性减税工作，但从目前企业和个人的状况看，减税空间还很大。

 

　　建议进一步深入和完善有关结构性减税的相关政策。在激励企业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方面，从增值税着手，可降低企业所得边际税率；在拉动居民消费方面，可以对个人所得税实施减免、冲抵政策。此外“新零售”对房地产、劳动就业，以及周边业态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对“新零售”这种创新型业态应予以针对性的税收优惠。

 

　　“昨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印象最深的是减税降费。总理让市场主体有切身感受，这个话说到了我们心坎上，包括像降低五险一金比例，我们企业负担非常重。减税降费不容易做，我感受到了总理的决心。对此我寄予厚望。”雷军在现场说。

 

　　谈及新零售可能涉及的风险，雷军认为，正如互联网金融发展初期，大量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进行非法违规操作的违法犯罪分子，使某些业态偏离正确创新方向，同理，为提高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相关部门可以建立和完善适应“新零售”发展特点的监管长效机制，实现规范与发展并举，保护并促进“新零售”健康可持续发展。

 

　　抓住“一带一路”历史机遇，有效推动中国科技企业出海方面，雷军称，纵观中国高科(11.990, -0.12, -0.99%)技与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知名度的中国企业在发展、崛起，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甚至引领者。以物联网、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远超欧美，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惊人成绩。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众多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出海过程中并不顺利，遇到了很多瓶颈和阻碍。

 

　　“ 中国‘走出去’战略实施至今，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新一轮中国科技企业走出去的指南针，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高价值，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然而，结合小米自身的海外发展经历看，不同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不同，在国家安全、反垄断、环境保护、劳工、税务以及行业准入等方面存在国别差异，不同国家的相关政策与法律也会因为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形成不连贯性，这些都给包括小米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在海外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了诸多问题、困难与潜在风险。”雷军说。

 

　　据此，雷军建议，一是，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机制化，推动多层次沟通长效化，使之成为政策沟通的重要载体。作为国际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一带一路”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如中国-东盟（10+1）、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同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在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不断取得进展。

 

　　建议基于“一带一路”的总体框架，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机制化，每年或每两年定期举行，成为政策沟通、政治互信的重要载体。在高峰论坛项下，可推动多层次沟通长效化，细分领域，有针对性组织不同级别的政、商领袖分论坛、会议、互访，提供更多交流渠道。

 

　　二是为推进与沿线各国合作共建，将互联网、物联网作为基础设施联通的重要组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包括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及国际通信基础设施等都已成为重点项目在沿线各国有序推进。“一带一路”源于亚洲，将以亚洲为重点发展方向，率先实现亚洲的互联互通，促进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和共同繁荣。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普及率达到53.2%，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技术在我国已然成为基础设施新常态。

 

　　建议将我国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产品和服务也作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依托亚洲，率先向亚洲国家输出共建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实现沿线各国的共同繁荣与合作共赢。

 

 

　　三是，建议中国政府驻外机构设立“一带一路特派员”职能，在重点城市培育“一带一路”孵化器，实现“走出去”战略升级版。建议在“一带一路”的总体框架下，在中国驻外大使馆的统一领导下，设立类似“一带一路特派员”的职能，针对沿线各国的中国企业提供包括政策、税务、法律、风险预测、品牌推广、NGO组织等各方面的一揽子服务，帮助中国企业尽快适应驻在国政商环境，更加顺畅地发展海外业务。

 

　　建议由中国贸促会或国际商会、中国企业联合会这样的半官方机构牵头，在“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城市培育“一带一路”孵化器，旨在解决企业的双向进入和资源整合，发挥叠加优势。针对相似规模或发展特征的城市，建立“一带一路”友好城市群，提供科技人才交换培养，在核心技术领域进行深度交流或合作。例如引进国外退休工程师担任企业顾问，设立专项资金政策，完善企业海外投融资信息服务等。通过创新国际合作方式，做到落实到位，考核到人，使“一带一路”孵化器发挥真正的优势。

 

　　雷军表示，在中国企业出海的过程中，希望政府能够“扶上马、送一程”，这也是在重点城市培育“一带一路”孵化器的重要作用。